许倬云： 做一个思考的人， 不要成为检索机器

做一个思考的人 

不要成为检索机器

文：网摘 编：先知书店店长、李强

历史学家许倬云今年九十岁了。这位可亲可敬的耄耋老人，不久前在《十三邀》节目中回忆起抗战时期国人的共难、互助、求生，仍感慨落泪。

许多人知道许倬云，因他是傅斯年、胡适的学生和王小波的老师，也因他执教、著书，贯通古今中外历史文明。这位学者、长者，说起自处的心境，是“伤残之人，不败不馁”，又说为生民立命之本，是“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，都要算是我走过的路之一”。

有人感概，老先生90岁高龄，著作等身，却从未停止思考。节目中，他谈吐之间皆发人深省，以“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为治学之本。许多人更是大呼：“四十分钟的节目时长根本不过瘾，完全没听够。”

中国人的精神

1930年出生的许倬云，少时遭遇战乱，颠沛避难。但也正是抗战期间的这段经历，影响了他念书选的方向，影响他关心的事情，影响了他一辈子。

抗战期间是求死不得、求生不成的，年少的许倬云又有残废，那时候不能站起来，就跟着父母跑。许倬云的父亲，是战地的文官，所以他就跟着父母处于战线的前前后后。

那时，他们常常住在乡下，到老百姓那去借个铺，或到庙里借个地方住住。这让许倬云有机会挨近老百姓的日子，也让他看到了当时中国人抗战的精神面貌。

许倬云说，日本人侵略中国，城市被占了，打了八年是靠农村撑起来的。农村的力量是强大的。

在农村，农夫种田，妇女洗东西，7岁、8岁小孩到地里抓虫子、捡虫子，拔苗、拔草。遇到有时日本人打得急了，他们就临时撤退。

那时，在各地撤退或者拉锯战的时候，前线撤到后边农村，农村人一句闲话不说，接纳难民。多少粮食拿出来一起吃，一群人一起饿。

满路的人奔走，往内陆走，没有人欺负人的情况。上车，上船，都是先把老、弱、妇女往上推，自己留在后面。大路上奔走，多少老年人走不动了，不愿连累家人，就跟孩子说：你们走、走……

许倬云从这里看到了中国“人”的精神不灭，他由此坚信中国不会亡，中国不可能亡。这也是日后，许倬云走上研究中国文化精神、中国历史的原因。

父亲的缘故

在抗战期间，又因为身体原因，许倬云没有进学校，也没有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。不过他的父亲，成了他的启蒙老师。

他的父亲出身海军，对历史、地理特别有兴趣，因此许倬云也得到机会，接触到许多历史、地理方面的书籍。因为没有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，他的阅读大半是自己瞎摸而来。父亲也会常常告诉他：“这本书你可以自己看看”，“下面这篇文章你要多加注意”。

在重庆南山万松丛中，一盏油灯，父亲在阅读，他就在书桌边上阅读。那时，父亲还常听英国的BBC，父亲会拿来讲给许倬云听，有时是读《大公报》的社评给他听。

用许倬云的话说，父亲给我的这套教育和别人不太一样，他给我的教育就像英国式的全科教育，他教我做一个懂得历史的人，教我战争史、地理、政治学、外交、文辞等。

在父亲的影响下，许倬云与同龄人相比，也多了一份仁和、宽容之心。

父亲喜欢阅读古代名将的传记，以及名臣奏议，有时会向许倬云解释，为什么这篇奏议要如此写。他记得，好几次父亲批评宋代名臣，品格都没有问题，但是都有责人太严的毛病，往往缺少一点宽容之心。

父亲常摘出欧阳修《泷冈阡表》里的一句话：“求其生而不得，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”；他也常常引用“苟得其情，则哀矜而勿喜”。这些教训，使许倬云慢慢了解了何为仁者的用心。

许倬云多年后回看这段经历，他说，那时因为战乱，强烈的民族主义让他有了些黩武思想。也许正是因为父亲发现他的思想动态，所以特别提起这些宽容的思想，来平衡他的偏差。

求学那些年

抗战胜利，许倬云进入无锡的辅仁中学就读。一个十六七岁的青少年，本可以无忧无虑过一段欢乐的岁月，只是读读书、唱唱歌就够了，可是那个时代的青年，谁也不能逃避残酷的现实世界。

从高一下学期开始，内战已经很激烈了，学生之间也已经因政治分歧有许多的冲突。许倬云也不例外，一样被卷入当时同学间的政治辩论，甚至是政治斗争当中。直到去了台湾、进了大学，许倬云才觉出心灵上的真正解放。

在台大历史系，许倬云受教于当时最好的老师。在大学的历史课程里，他才知道，文化的演变有其来龙去脉，也明白了思想不能纯粹从信仰而来，思想要从思考发展。

沈刚伯先生的西洋史，第一次引领许倬云进入了宏观的历史，让他知道那些古文化是如何起落的。在劳贞一先生的秦汉史课堂上，许倬云常花上连续好几个星期的时间，只在聆听老人家考证玉门关的遗址。

虽然玉门关不应当是秦汉史的全部，然而从他的研究过程，许倬云学到如何处理史料，如何判断证据。在李济之先生的考古学课上，无数青铜小刀的形状排成长长的表，看上去琐碎，然而它却真正教导了学生们，怎样从零碎的现象中归纳出文化演变的趋向。

许倬云感慨师恩深重，老师们不仅在专业的知识上教育他成为一个史学工作者，更在宏观、微观双方面教导他们怎样思考、怎样判断、怎样分析与综合。

在台湾大学，有一批大师，呵护着他一路前行，而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进修，所接受的严格训练，让许倬云迎来了新的提升。对近东及埃及的研究，让他逐渐脱离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；学校安排许倬云住在神学院宿舍，他常常与同住的舍友们讨论宗教，那五年中，他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宗教信仰打碎，又一次一次地重建。

这些对许倬云来说，都是人生难得的经验，他很珍惜这样自己捣碎又自己拼合的反省过程。

往里走，安顿自己

许倬云生下来时只有2.7斤重，手掌内屈，双脚无踝，足背向地，直到6岁的时候都不能动，7岁才能坐到椅子上，8岁才能够用手拖着圆凳子一步一步往前移，13岁能勉强拄着拐杖走路。

但他却做成了很多正常人没有完成的事。

他曾在报纸上频频撰文，助力台湾的改革，被称为“台湾改革开放的幕后推手”。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，十年里，许倬云在大陆考古，每年走一个省。因为身体的原因，不能爬下坑，他就让工作人员用藤椅、箩筐把自己吊下去。

当场看的，跟书上看的不一样。十年的考古，让许倬云收益很大，也让他对历史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。

现在世界全球性的问题是人找不到目的，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，无所适从。对此，许倬云的感触是，只有失望的人，只有无可奈何之人，会想我怎么过日子，为什么过。顺境里面的人不会想，而今天日子过得太舒服，没有人想这个问题。

对于自小残疾的境遇，许倬云却说，如果生下来是好好的，长到15岁突然残疾了，一棒槌被打倒，那就完了，起不来了。我从生下来就知道自己是残缺的，不去争，不去抢，往里走，安顿自己，不败不馁。

他是宝藏，也是密码
许知远这样评价许倬云先生：
他是生长在新旧两个世界之间的人物。他触摸到了旧文明系统的夕阳，也同时受到了西方式的知识训练。他在两种世界中一起成长，二者共同帮助他去观照和思考更辽阔的事物。
 他和其他历史领域的研究学者不同的是，许先生关怀的范围很宽，不单单在历史一行之内，而是跨了几个门道———如考古学、历史学、人类学等等。 他身上带着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知识分子的担当, 先天下之忧而忧，为文明进步上下求索，以言传身教来影响他人。 
许知远说，他是宝藏，也是密码。
许倬云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
为迷茫的个体找出路
从战乱中走出来的经历和数年来的多领域研究，让许倬云对于时代总有着反思和自省。 
他思考的两个命题，一是时代的缺憾，二是个体的出路。 
许倬云无奈感叹，当代的问题是“人找不着目的，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”。人们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，拥有无数的高科技产品，什么都可以用钱买到，什么东西都是现成的。忙着赶时髦，听最红歌星的歌。网络的普及，也使知识的获取变得过于轻而易举。所以许多人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。
许倬云说：“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是网络知识分子，是检索机器，不是思考者”。 
这是和平时代的反向产物——居安而不思危，许多人开始变得盲目、随大流，变成了“活着的机器”。而“丧文化”“焦虑”“空虚”等词的流行，也恰恰印证了许倬云的观点。 但许多人尚在迷茫，有些人已经意识到症结所在，却不知如何改变。 今天的个体，如何走出精神世界的困局？许倬云的答案是：要向前人借智慧。

许倬云先生曾说：“我视个人的良心和学术规范高于一切，不会因为任何民族情感、对组织的忠诚，甚至是国籍毁掉自己的学术声誉。”

许倬云先生不仅是一个具有“通感史观”的著史大家，还是一个有独立思想和自由人格的知识分子。

他西周史、春秋战国和汉代社会史研究独步天下。但是，他并没有像很多专业学者一样将自己的学术成果束之高阁，他将毕生所学倾力传授于学生。并且用通俗的语言写了很多“小书”，向非专业的普通读者讲解历史。同时，许先生并不满足于只一味钻研中国古代，他的许多作品都是立足于中国现实危机，以“大历史”的视野，反省中国文明。

张维迎教授指出：“读许先生的书有助于我们学会以平常心看待自己、看待世界，破除狭隘的种族偏见，以积极的态度拥抱全球化。”

这位充满智慧的历史学家将他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精华凝结为“中国文化研究两部曲”，站在历史的角度，理解中国，从而完成华夏文明的“自我审察”。这两本书举重若轻，以简驭繁，秉承了许先生一贯的“大历史观”，穿越千年，塑造了广阔的历史画面。

许倬云是一套密码，需要保存，需要不断书写。他的智慧，能帮助我们思考，如此脆弱的文明，应该呵护。识图扫码，一键收藏“许倬云中国研究两部曲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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